自然有没有朋友？

自然之友过去５年里的最大成功不过就是有５００多志愿者加入到与自然为友的行列中。


一个很少被提及的事实是，在一次有较多志愿者参加的京郊放生仪式上，出席的养鸟只有一只，然后这只孤独的客人被放生后，在空中游荡了一会儿，就又飞回到笼子里。出乎意料的幽默场面引起了围观者们善意的取笑。


５月２８日，当梁从诫--中国最著名的非政府组织ＮＧＯ自然之友的创始人和会长--所乘坐的吉普车从可可西里开进西宁城的时候，与一辆拉砖的大卡车迎面相撞，万幸的是梁先生只是受了点轻伤，在西宁的医院住了４天。


已逾耳顺之年的梁从诫是一位历史学教授，他的祖父是著名的梁启超。梁先生不远万里来到青海是为了这里独有的一种名叫藏羚羊的珍稀野生动物。４年前，保护藏羚羊的可可西里治多县西部工委书记索南达杰牺牲后，自然之友的会员便频繁穿梭于北京与青海之间。１９９８年１１月，继任西部工委书记扎巴多杰也不幸身亡，自然之友迅速为西部工委募集到４０余万元，购置了两辆北京吉普车，他们提出的惟一条件是：必须当众全部销毁缴获的藏羚羊皮，绝对不得出售，对盗猎分子要依法严惩，不得以罚代刑。


这个ＮＧＯ组织的要求得到了政府的满足。梁从诫就是亲自到西宁监督公开销毁３６１件藏羚羊皮和参加藏羚羊保护誓师大会的，会后他又乘车跨越海拔４７００多米的昆仑山口，到由自然之友会员杨欣创建的索南达杰保护站视察。而正是这位１０多年前曾漂过长江的杨欣，自己也创建了一个名叫"绿色江河"的ＮＧＯ组织，他是今年６月５日国际环境日竖立"长江源"纪念碑活动的策划者和组织者，并成功地说服了国家环保局、测绘局、中科院等５家政府部门出面将此事促成。


作为没有"婆婆"允许他们来挂靠、他们自己也不愿意依附别人的非政府组织，这些环保主义者们是值得自豪的。他们实际上一直在"名不正，言不顺"的境遇下生存着。１９９３年梁从诫决定成立自然之友时先找到了国家环保局，但遭到了令人诧异的拒绝，随后他又去了文化部和民政部，并不得不对这个组织的任务和目的进行了长时间的解释。由于梁的家庭渊源，他同时担任着一家中国文化书院的副主席，最后自然之友以该书院的绿色分院的名义获得了注册--简称自然之友。而其后的几家环保ＮＧＯ，比如"地球村"、"绿色营"，则或是以有限责任公司的名义到工商局注册，或干脆不去登记。


民间环保组织普遍都遇到经费紧张的难题。自然之友的每名会员每年缴纳３０元的会费，这笔钱和少得可怜的捐助用于支付三间办公室的房租和两名工作人员的薪水，虽然他们做的事情可以与任何一个省的环保局相媲美。所有自然之友会员到各地工作的花销都由自己负担。


尽管如此，梁从诫和自然之友会员们的努力仍使他们深受尊敬。
在治多县，为梁先生魅力所折服的县长和县政府办公室主任也申请加入了自然之友，并把环保工作提上了政府工作的首位。在国家林业局，林业公安局同意为自然之友捐赠给西部工委的两辆吉普车涂上警务标志。自然之友的５００多名会员中，包括科学家、记者、学生、政府职员、企业家和少量的军人警察。梁从诫说，过去的５年里最大的成功"就是有如此多坚定的志愿者加入与自然为友的行列"。


然而，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相比，这几百人还是显得势单力薄。
他们的大部分努力总是被淹没在日复一日的采掘、燃烧、砍伐，以及才刚刚开始的创造与消费的狂热之中。更重要的是，环保主义者与众不同的举动在一两年前是无法被大多数人所理解，而现在则是得到了更多人的理解，却很少有人仿效。



宋庆华，规模仅次于自然之友的环保组织"地球村"的一位成员，她随身携带的小包里总离不了一把不锈钢小勺和一个绿色的布袋。每次到大酒店或小饭铺里就餐，宋庆华主动出示她的小勺，像举红牌一样将一次性筷子"罚下"。宋家附近的小商贩们都知道并欢迎那只小布袋，因为是那个只买东西而不要塑料袋的人来了。


在环保志愿者的督促下，不能降解的泡沫饭盒去年被禁止，一项限制销售、使用塑料袋和一次性塑料餐具的政府令５月１日起也在北京市颁布实施。据报道，４月１７日北京大规模宣传控制白色污染，以"拿塑料袋换布袋"的办法，仅宣武、西城就发送布购物袋１０万多个，"有的人一次就拿来１００多个塑料袋"。但监察官员随后即发现，市场上还在充斥着白色或黄色的塑料袋，经营者们抱怨说，老百姓为了方便仍然不愿意拿起自己的布袋和篮子。向使用塑料袋的顾客索要１角钱的提议也因为"背离便民利民的群众路线"而遭否决。


自然之友同样遇到了类似的尴尬。一些会员致力于说服养鸟者将家鸟放归大自然，这些并不富裕的理想主义者甚至到鸟市花钱购买笼中鸟，然后再把它们放生。



梁从诫一直是这场"解救笼中鸟"运动的鼓吹者和组织者。"这方面的进步确实很缓慢，但这就像在老百姓的心中播撒种子。"梁从诫说，"我很遗憾，但我必须说，环境保护是一种西方人的观念。我不断地能够发现，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对自然并不是友好的。"
自然之友或许因此而逐渐改变他们的工作重点，更多地将热情投放到能够引起更大的"雷声"的行动中去，比如对藏羚羊和滇金丝猴的富有新闻效应的保护。另一些环保志愿者则不能同意中国的传统观念不讲环保的说法。"中国古人讲的'天人合一'是最朴素的环保意识。"１９９５年从德国回来的李皓说，"中国人是最善良的人。近几十年环境的恶化，是因为人们对恶化的恶果完全不了解，不知道我们生活中因为现代化拿来和学来的东西有哪些存在潜藏的危险。就像很少有人真正看得懂空气质量环境周报一样，我们的普及教育中没有这些东西。"
类似这样的意见分歧促使一些人相互疏远，但大多数人更希望求同存异，和平共处，像他们这样的人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他们必须集中起来工作才可能起到以一当十的效果。然而目前还很少看到这几家独立的民间环保组织之间明确的合作，他们大多选择与更有经验、资力也更充裕的国外环保组织联络。一些人被派到国外接受环保培训，但像许多留学生一样，这些精英力量随即在国外呆的时间要比在国内更长。


麦当劳--不被人所知的垃圾食品


去年１０月，麦当劳在世界２８个城市开展的塑料"史努比"促销活动掀起了莫名其妙的排队吃"巨无霸"套餐的狂潮，这其中就包括北京、上海和广州。在西安，麦当劳拒绝到当地开设连锁店的消息甚至引起了人们的愤慨，认为是对当地现代化层次和消费能力的藐视。


李皓博士是为数不多的从国外回来从事民间环保组织活动的志愿者之一。她在德国攻读了８年免疫学学位，回国时准备寻找一些可以治疗欧洲环境病的中草药，但她马上发现欧洲曾经发生的环境问题几乎都在中国重演，医院里经常送来患有古怪病症的儿童。李皓决定留下，并放弃了从医的本行。"医学告诉我们，最有效的办法是预防而不是治疗"，她说。１９９７年，李皓成为国际环保影视集团的一个中国项目---中国环境教育影视资料中心的中方协调员，负责组织翻译从国外陆续引进的２００多部环境教育影视片，然后免费提供给电视台、政府部门和学校。


李皓认为，自己的知识可以帮助不知情的老百姓唤醒环保的热情。
她不断地寻找讲课的机会，甚至不厌其烦地给在北京从事废品回收的外地民工讲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当然，李皓更重视向中小学生们普及环保知识。


"他们现在都知道大烟囱破坏环境，但对身边的灾难没有把握。"李皓说，"比如前两年学校里流行的带夜光的恐龙画册，α射线超出国家规定１０多倍，中国现在如此众多的白血病患者可能就是像这样不知不觉中被放射性物质侵害的。还有麦当劳，纯粹的垃圾食品，不仅没有营养，从生产到消费都是最不环保的。在德国，麦当劳的洋葱可能是西班牙的，西红柿是法国的，牛肉是巴西的--他们把热带雨林砍掉建牧场，整个生产是远距离冷藏运输，而且连锁店的各种餐具都是一次性的，都非常非常消耗资源。"李皓对记者说，这些都是一个德国孩子告诉她的，"我现在必须再把它们告诉中国的孩子。因为他们是绿色中国的希望。"
李皓说，一些中小学生接受了她的劝告。但从总体上来说，对麦当劳的批评并没有像对它的喜好那样在孩子们中迅速流传。麦当劳仍然是中国大城市的孩子最爱吃的食品。去年１０月，麦当劳在世界２８个城市开展的塑料"史努比"促销活动掀起了莫名其妙的排队吃"巨无霸"套餐的狂潮，这其中就包括北京、上海和广州。在西安，麦当劳拒绝到当地开设连锁店的消息甚至引起了人们的愤慨，认为是对当地现代化层次和消费能力的藐视。


麦当劳的故事至少能够说明，从文化传统上发掘环保精神的种种猜测都是形而上学的--麦当劳是从西方来的，并迅速在底蕴深厚的中国生根发芽。


一个更具有说服力的例子是，环保主义者们宣称，他们在大学里拥有最广泛的支持者。这确是事实，在大学校园里，很难找到几个不知道酸雨、温室效应和荒漠化的学生，自然之友的一位著名会员唐锡阳先生从１９９５年开始每年组织的"大学生绿色营"活动也吸引了不计其数的热血青年。然而，迄今为止，从地方农业学校到最能接受西方文明的北大、外国语学院，食堂的垃圾桶里每天都堆满了整块的馒头和白色餐盒。


记者不止一次地目睹了一位上大学时就小有名气的环保主义者在水房里忘记关掉淌水的龙头，尽管这位志愿者曾不远万里奔赴云南保护金丝猴。


更为准确的说法或许是，环保意味着一个全新的价值观与人类生存方式，不管在发达的西方还是在古老的中国都是如此。困难之处在于，它跻身在一个与之充满矛盾和冲突的旧有系统当中。就像电动环保汽车无法推广一样，目前的社会系统是为燃烧汽油的汽车而设计的，如果想把成千上万辆环保汽车推上公路，就必须彻底改变整个支持网络--加油站、修配厂等整体的技术基础设施。这个系统可以不带你玩，但你不可以不和它玩。


环保和环保主义者需要打碎的东西要远甚于电动汽车制造商。这样的一个将鼓励用电视为扩大内需、用人均收入衡量生活品位的社会环境，清楚地描绘出他们独木擎天的悲壮。那些对环保充满深情厚爱的理想主义者已经付出了许多，但看来，正如他们中的许多人承认和强调的那样，仅靠他们的付出还远远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