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山的召喚

馬霞是個非常沉著的人，非常堅定的人，氣質非常高大而又自視非常卑小的人。原來我隻是從生活上和工作上來觀察她。她放棄紐約高文化高水平的生活，把餘生全部貢獻給了中國，她的工作又好又快，編輯部的同事說她的工作量能頂三個專家。不論到哪兒，她都能和大家打成一片，從不擺外國專家的架子，按時上班，給大家打開水，有時候還打掃廁所。外文出版社曾評選她為先進工作者。按照專家待遇，每兩年有一次提供路費的探親假。除了寫作《環球綠色行》的需要，她陪我回過一次美國以外，十多年沒有享受過一次探親假。她穿的是中國早已過時的衣服，喫的是饅頭和火燒，騎的是飛鴿牌自行車，戴的是上海產的機械手表。這些年來在中國遇到不愉快的事也不少，從敲詐外國人到天安門事件，但她從來不發牢騷。別的專家來中國一年兩年，回去就可以寫一本關於中國的書，她說：“在中國的時間越長，這書越寫不出來。”可見，她對中國的認識和情感是深沉的。當西方親友來訪的時候，她熱情地介紹中國的情況，但從來不以“中國通”自居，從來不發表高談闊論，她像尊重美國一樣地尊重中國。
現在，從生命的最後考驗中我進一步認識了她。發現她有病，是1995年１１月初。開始是吞咽困難，食量日減，有時還發生嘔吐。我懷疑是食道癌，在協和醫科大學讀博士的外甥女紅梅也認為是，但她拒絕去醫院檢查。因為她信仰的科學基督教的最大特點是不信醫藥。為此我想盡了一切辦法，找女兒、紅梅、在京的中外朋友甚至還給她哥哥寫信。她很固執，說她不能用兩個辦法，意思是隻相信上帝，不相信醫生。我不能傷害她的宗教感情。祈求上帝是她唯一的希望，也是她面對殘酷疾病的唯一精神支柱。我們干擾她的思想看來是應該的，但是是有害的。所以我寧願自己吞噬這個苦果––就好比看著自己最親愛的人從懸崖跳下去而不能伸手拉她一把。
在這種困難面前，我們更需要理解，我要理解她，也需要她理解我。但我們存在著語言上溝通的困難，僅僅是行為，尚不能傳遞更深沉的信息。有一天，鄒德孜來了。她是國際關繫學院英語繫教授，英語非常好；十四年前我們第一次在西雙版納見面的時候，就是她當的翻譯，所以我們開玩笑說，她是我們的媒人。
她來的目的，我們反復商量過，就是如何動員馬霞去醫院檢查。結果她絲毫不動搖。 我理解她，不得不失望地表示同意。同時也請鄒德孜翻譯我想了很久的一席話，
主要有三點：
第一，我是愛你的。因為你是好人，你給了我生平最大的幫助，而且你淨化了我的心靈。在認識你之前，我被各種非人的生活所困惑，所折磨，所扭曲，找不著人生的定向，是你幫助我，要愛大自然，要愛人，要積極面對人生，要真誠，要實事求是。這些都不是你說的，但你以自己的行動告訴我應當這麼做。
第二，我們不僅要共幸福，還要共患難。共幸福是幸福，共患難也是幸福。因此你不應該拒絕我的關心和照顧。我問你晚飯想喫什麼？你說喫什麼都行。聽到這樣的回答我很不高興。你喫東西已經很困難了，難道還不能告訴我你想喫點什麼嗎？
第三，想談點我對死的看法，我們都年近七十，可以不避諱了。小時候，我對死懷有一種神秘、恐懼、不敢想的思想。那時候封建迷信得厲害，外婆家本來要把一個表妹許配給我，因為我“算八字”隻能活１９歲，就罷了。讓她和長沙一家名叫彭三和筆鋪的少老板結了婚。沒想到這位少老板患肺結核，把病傳給她，再加上封建婆婆的虐待，她十九歲就死了。我們青梅竹馬，兩小無猜，還來不及產生愛情。後來看到她的結婚照片，纔知道她是那麼恬靜和美，心頭不免掠過一絲惋惜的情感。她死了，我活著，而且已經活到六十六了。也許還能活到九十。當然，我不希望活那麼久，徒然浪費自然資源和增加別人負擔。這是說個真實的笑話。我的意思是：是死是活隻能聽任自然，當然我們要努力活得有意義，死得有意義。
後來我知道，她對我談“死”是反感的，這與其說是給她一點思想準備，還不如說是在教育我自己。不過通過這次談話，我們好像回到了初戀，不，比初戀更淳厚，更深沉，更綿長。美國人少有的“體貼”情愫，在她身上忽然出現了。她發現我缺什麼衣服或日用品，不跟我商量就買，而且總是買最好的，一件襯衣花了四百多元，是普通襯衣的十倍。我愛喫的黃油、雞蛋、凍包子、肉松她總是按時準備好，既不早一天，也不耽誤一天。過去我要外出，她總是無所謂的樣子，你愛什麼時候回就什麼時候回；現在我要回來晚了，她總是流露出一種盼望的神情，不自覺地有這麼一句：“怎麼這麼晚？”這種些微的變化使我們感到幸福和留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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